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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勝傳奇-歐巴馬(Barack Obama)

發表日期: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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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Luke Michael on Unsplash

 

美中兩國三十多年來得以避免公開衝突,這不僅僅是憑運氣而已。1970年代中國實施經濟改革、果斷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就恪遵鄧小平的八字箴言:「韜光養晦,等待時機」,以工業化為首要之務,大規模軍事建設退居次位,廣邀尋找低廉勞力的美國企業把營運部門搬到中國,歷屆美國政府,幫助中國在2001年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資格,到頭來讓中國更能大幅進軍美國市場。儘管中國共產黨嚴格控管國內政治,但並未輸出其意識形態;中國在做生意上來者不拒,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皆然,宣稱不加論斷他國國內事務是項美德。中國覺得領土受到威脅時,立場有可能變得強勢,亦不滿西方批評其人權紀錄。但即使是在美國對台軍售這類易引爆衝突的問題上,中國官員也盡其可能把爭端當成例行公事:透過措辭強烈的信件或取消雙邊會議來表達不滿,但絕不會讓事態升級到太嚴重的田地,以免阻礙滿載中國製造的運動鞋、電子產品和汽車零件的貨櫃進入美國港口和你家附近的沃爾瑪超市。

 

這種戰略上的耐性幫助中國節省資源,避免在海外投資時付出高昂代價。此舉也幫助掩蓋了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一貫地迴避、放寬或違反所有談妥的國際商務規定。多年來,中國利用國家補貼、貨幣操縱與貿易傾銷,以人為方式壓低出口貨物價格,削弱美國本土製造業。中國對勞工與環境規章的漠視也達成相同目的。同時,中國採取配額和禁運等非關稅壁壘,盜取美國智慧財產權,並不斷向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施壓、要求交出關鍵技術,以加速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崛起。

 

但中國並非特例。從美國到日本等幾乎每個富裕國家,都曾在不同發展階段採取重商主義來促進經濟發展。而就中國的觀點來看,所獲成果讓人無法反駁。距離數百萬中國人死於大饑荒僅僅過了一代,中國就已轉變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占全球鋼鐵產量將近一半、全球製造業20%與美國服飾產業40%。

 

令人驚訝的是,華府的回應卻相當溫和。早在1990年代初,勞工組織領袖們就對中國日益不公的貿易行為敲響警鐘,他們找來了許多民主黨議員,尤其是來自鐵鏽帶(rust belt)各州議員來支持其理念。共和黨不乏批評中國的議員,其中有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之流的民粹政治人物,認為美國逐漸向外國勢力投降而大感憤怒,也有垂垂老矣的冷戰時期鷹派,至今仍擔心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入侵。

 

但隨著全球化浪潮在柯林頓和小布希時期席捲各地,這些聲音發覺自己成了少數派。錢根本賺都賺不完。美國企業與其股東喜歡將生產轉移到中國,減少勞力成本,大幅提升利潤;美國農民歡迎所有購買黃豆與豬肉的中國新客戶;華爾街企業則樂見數十位中國億萬富翁大筆投資倍增的財富,因應逐年擴大的美中貿易而獲聘的大量律師、顧問和說客也是如此。即使多數民主黨議員仍然不滿中國的貿易行為,小布希政府也向WTO申訴中國,但到我上任時,美國外交決策菁英與大黨捐款人之間已約略形成共識。與其實施保護主義,美國需要借鏡中國的遊戲規則。若我們想保持第一,就需要更加努力、開源節流,教導下一代數學、科學、工程——還有普通話。

 

我個人對中國的觀點並不屬於任何陣營。我不贊同工會支持者直覺反對自由貿易,也不相信我們可以完全扭轉全球化,就像不可能直接關閉網路一樣。我認為柯林頓與小布希做了正確的決策,即鼓勵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史有明鑑,又亂又窮的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勝過繁榮的中國。我認為,中國成功幫數億人脫離赤貧,堪稱人類史上的斐然成就。

 

然而,不變的現實是中國對國際貿易體系的博弈往往犧牲美國利益。自動化與先進機器科技可能是導致美國製造業工作減少的最大元凶,但中國的各項作為——在企業外包推波助瀾下——加速了這些損失。中國商品湧入美國,導致平面電視更加便宜,維持低通膨率,但代價是壓低了美國勞工薪資。我競選時承諾要替勞工爭取更優惠的貿易協定,也打算履行此一承諾。

 

但全球經濟岌岌可危,我不得不思考談判的時機與方式。中國握有超過七千億美金的美債,也累積了大量外匯存底,因此是管控金融危機的必要夥伴。想要讓美國與其餘國家脫離衰退,我們需要中國經濟繼續成長而非萎縮。只要我的政府沒有堅定施壓,中國不可能改變其貿易行為,前提是我得確保我們不會點燃中美貿易戰,讓全球陷入大蕭條,傷害我當初誓言要幫助的勞工。

 

為了促進中國改善貿易行為,我們也希望獲得其鄰國的協助。這需要花點工夫。小布希政府疲於應付中東問題,加上華爾街金融崩盤,導致部分亞洲元首質疑美國在亞洲是否日漸式微。同時,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讓日本與南韓等美國忠實盟友也愈發依賴其市場,小心翼翼地避免站在中國對立面。唯一對我們有利的便是近年來中國開始玩得太過火,要求實力較弱的貿易夥伴做出單方面讓步,還揚言要與菲律賓與越南爭奪南海少數具有戰略意義小島的控制權。美國外交官的彙報指出,亞洲國家對這種強硬策略愈來愈反感,希望美國能鞏固勢力範圍,以牽制中國的力量。

 

為了善用這項良機,我們團隊安排我過境日本與韓國,並在新加坡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十個成員國開會。途中我會宣布,自己有意繼續推動小布希政府開始協商的全新美國與亞洲貿易協定——這項協定的目標遠大,重點在敲定可落實的勞工與環境條款,民主黨與工會常抱怨過去協定(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這些方面付之闕如。我們向記者表示,我們後來所謂「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整體目標,並非要圍堵中國或扼殺其成長,而是為了重新確立美國與亞洲的關係,強化國際法框架,而正是在這個框架下,亞太地區國家——包括中國——才能在短時間內成長得如此神速。

 

但我不大相信中國會抱持相同看法。

 

中國官方意識形態與炫富之間的矛盾,並未出現於我當天與數百名大學生面對面的市民大會上。中國當局對我慣性脫稿的風格十分警惕,精心挑選了上海頂尖大學學生參與—儘管他們彬彬有禮、熱情洋溢,提問卻缺乏其他國家學子打破沙鍋與桀驁不恭的精神(「那您會採取什麼措施加深中美城市之間的密切關係?」最尖銳的問題不過爾爾)。我不曉得是共產黨官員事先過濾所有問題,還是大學生深知不能說錯話以免惹上麻煩。

 

市民大會結束前我與部分學生握手聊天,從中得到一項結論:他們熱忱的愛國心至少不全都是裝模作樣。這些孩子年紀還太小,沒有經歷過文革的恐怖,也沒有目睹過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學校內沒有教過這段歷史,我猜他們的父母也避而不談。若部分學生不滿中國政府封鎖網站,很可能無法具體感受到國家機器的打壓,這對他們人生經驗之遙遠,好比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之於中產階級郊區的白人孩子。他們活到現在,中國體制讓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不斷改善,而歐美民主國家似乎原地踏步,充斥公民社會的雜音與低落的經濟效率,至少遠看確實如此。

 

我們很容易以為,這些學生的態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若非因為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重挫其物質欲望,就是因為經濟上安全無虞後會開始想要GDP無法衡量的事物。但這點難以保證。實際上,中國經濟崛起讓其招牌的專制資本主義在年輕人眼中,可以合理取代歐美自由主義,不僅上海的年輕人如此認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也抱持此種看法。他們最終願意擁抱的願景,有助於決定下世紀的地緣政治;我離開市民大會時,意識到想贏得新世代年輕人的支持,取決於我是否有能力證明,美國以人權為基礎的多元民主制度,仍能實踐更加美好的生活。

 

北京並不像上海那樣浮華,不過從機場出發後,我們開車經過了似乎連綿二十英里的新建高樓大廈,彷彿一夜之間蓋好了十座曼哈頓。我們一抵達市中心,商業區與住宅區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樓與宏偉紀念碑。一如往常,我與胡錦濤主席的會晤是令人昏昏欲睡。無論主題為何,他老愛從厚厚一疊講稿中朗讀出來,不時停下來等口譯員翻譯成英語,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譯好,不知為何往往比原話說得更久。輪到我發言時,他就會翻閱手邊文件,查找幕僚準備好的回答。我設法利用個人小故事或偶爾的說笑打破單調乏味的氣氛(我一得知廊柱環列的雄偉人民大會堂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對他說:「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給我」),卻往往只見他一臉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議,我們不妨交換文件有空再讀就好,以免浪費雙方的時間。

 

儘管如此,我與胡錦濤的會晤仍讓我有機會就美國優先事務,列出明確的目標:管控經濟危機與北韓核子計畫、務必和平解決南海爭端、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以及推動對伊朗的新一輪制裁。有關最後一項,我以中國自身利益來說理,提醒若不採取實質外交行動,我們或以色列便可能不得不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這會對中國的石油供給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一如所料,胡主席在制裁問題上不置可否,但從他肢體語言的改變與其部長們振筆疾書研判,我們針對伊朗問題的嚴肅態度引起他的關注。

 

隔天,我與溫家寶總理會面時,也針對貿易問題採取直截了當的態度。儘管溫家寶的頭銜較低,仍是中國主要經濟決策者。與胡主席不同的是,溫家寶似乎很樂意即席交換意見,還直接為中國貿易政策辯護,他說:「總統先生,您得明白,無論上海與北京有多繁華,我們仍然是開發中國家,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赤貧人口……這比美國的人口還要多。您不能指望我們採取相同的政策,因為那只適用於貴國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他所言不無道理。儘管中國經濟出現顯著成長,一般家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家庭——收入僅高於美國最貧窮家庭。我努力站在溫家寶的立場思考:不僅要整合橫跨資訊時代與封建主義的經濟體,還得創造足夠工作機會,滿足南北美洲人口總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溫家寶等中共高官習於把國家合約與特許執照轉讓給家族成員,還把數十億美元資金存入海外帳戶,我可能會更同情他。

 

當時,我告訴溫家寶,有鑑於我們兩國之間龐大的貿易不平衡,美國無法再忽視中國操縱貨幣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中國若不開始改弦易轍,我們就必須採取報復手段。聽了這番話,溫家寶便換了個方法,建議我只要給他一份清單,列出我們希望中國多加採購的美國產品,他會再想想辦法(他特別有興趣納入軍事與高科技產品,但美國基於國安理由,自然禁止向中國出口)。我表示,我們需要整體結構上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東一點西一點的讓步,而在我們一來一往的交鋒中,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市場攤位針對雞隻價格討價還價,而不是在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談判貿易政策。我再度體認到,對於溫家寶等中國高層而言,外交政策依然純屬一場交易。他們的讓利與獲利多寡,並不取決於抽象的國際法原則,而是取決於對談判方實力與籌碼的評估。只要沒有遇到阻力,他們就會予取予求。

 

►本文內容摘錄於《應許之地:歐巴馬回憶錄》

 

出版年:2020[民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