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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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遇時著

出版年:2007[民96]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ISBN:978-7-5402-0809-7 ; 7-5402-0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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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光輝燦爛的文學寶庫中,古典小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觀中國歷史可以得知,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奪取了農民起義果實而建立起來的。有些農民起義規模巨大,鬥爭激烈,時間長久,是歷史上罕見的。它不僅使當時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也給了文學以有力的影響。每一次政權的更叠,都伴隨著殘酷的鎮壓和統治。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逐漸激化、深入和復雜,構成了整個社會政治的基本內容,這就為小說題材創造的多種性和體裁形式的多樣化,提供了社會源泉。由此可見,古典小說的繁榮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說中的歷史小說十分突出。歷史小說又名歷史演義小說,源於唐代民間講說歷史故事。宋以後,平話、講唱盛行,宋都汴梁(今開封)“市井間有雜伎藝,其中有‘說話’,執此業者曰‘說話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話”即故事,“說話人”據史傳加以敷衍,講說歷史興廢和戰爭故事,時稱“講史”;講史所用的底本叫“話本”,它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具有長篇性質和規模的小說。有些以後逐步發展為長篇歷史演義,著名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即是其優秀的代表作。顧名思義,歷史演義小說並不是全講歷史,而是根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運用小說虛構、誇張、渲染等創作手法,編撰敷衍的一種文學作品。正如前人評價的那樣,“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從經書上來。”魯迅據此曾對歷史演義小說一語中的地評價說:“本以美之,而講史之病亦在此。”這說明,盡管歷史演義小說中的故事編得滴水不漏,生動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實有其人,但絕不是歷史書,而只能作為一種獨特形式的文學作品來欣賞。
明代中後期小說有了重大發展,小說的功能和潛能被進一步發掘,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世情小說的出現和後來《紅樓夢》的產生,使小說進一步開拓了新的題材領域,更加貼近現實生活。類型化、形式化、單一化的創作模式被打破,小說觀念有了進一步覺醒。生活的多樣性、人物的復雜性、性格的多重性逐漸滲入到了藝術創作中,不斷產生出了偉大的作品。
俠義小說在我國古典文學領域中有著重要地位。早在《左傳》、《戰國策》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俠客義士行俠仗義的事例。西漢司馬遷編纂的《史記》,專為那些“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俠客義士寫了《遊俠列傳》、《刺客列傳》。隨後,以《刺客列傳·荊軻傳》為藍本創作的《燕丹子》,用文學的手法敘述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不僅寫得十分出色,而且開創了我國俠義小說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諸多短篇文言小說中,有不少是描寫俠客義士的,像《虬髯客傳》、《紅線》、《無雙傳》、《昆侖奴傳》,都是這類小說中長期流傳下來的膾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話小說出現以後,俠義小說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和繁榮,被譽為我國古代四部文學經典著作之一的白話長篇小說《水滸傳》,就是俠義小說的集大成者。該書無論內容的人民性、革命性,以及文學藝術造詣和寫作技巧,都是我國古、近代俠義小說中成就最高的。我國古典俠義小說對現代俠義小說,特別是對現代港臺新武俠小說的影響是很大的。新武俠小說繼承傳統俠義小說的精華,吸收引進西方文學創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俠義小說的品位,有的新武俠小說已躋身於文學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說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稱神怪小說,起始於神話,但有它產生的深刻社會、歷史和宗教根源。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又說:“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混而又析之,統於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早在魏晉六朝,誌怪小說曾盛行一時,這是當時文人為適應皇帝追求長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話基礎上,造神立道,說怪述異所結出的文學之果。進入明清後,神魔小說再掀高潮,儒、釋、道三教同源,以聖人及菩薩、羅漢、道祖、帝君、真人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對陣,鬥法布陣,各顯神通,熱鬧非常。著名長篇神魔小說《西遊記》和優秀短篇怪異小說集《聊齋誌異》,即產生於此時。
晚清譴責小說是古代小說的一個重要分支,它是在諷刺小說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從兩者的目的性上講,譴責小說和諷刺小說實質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學表現手法不一樣。諷刺小說是用比喻、誇張等含蓄的方法批評、指責或勸告;而譴責小說則是采取特寫、紀實等直接的方法進行揭露、批評或抨擊。但單就批評意義講,兩者並無不同。中國諷刺譴責小說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早在晉唐時期,諷刺譴責類小說就已出現萌芽,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〇年以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外國列強肆無忌憚的瓜分,晚清政府殘酷的統治,貪官汙吏拼命的壓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場更加腐敗,國力更加空虛,人民更加痛苦,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一些對晚清社會不滿的知識分子,為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強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動起來,尋求救國道路,用筆進行戰鬥。他們抨擊政府,揭露列強,喚醒民眾,要求變革。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諷刺譴責小說創作異常活躍,進入了完全成熟的時期。《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就是這時期譴責小說的僥僥者。
公案小說在中國源遠流長。“公案”一詞,原指舊時官吏審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說,就是圍繞舊時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斷案、結案而創作的故事,是舊小說的一種體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東晉幹寶編撰的《搜神記》一書中,就曾記載刺史嚴遵查問根由,取得證據,迫使一女子終於承認自己“以淫殺夫”的公案故事。唐宋傳奇文中,也有不少屬於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謝小娥傳》,宋代的《錯斬崔寧》(即《十五貫》),以及後來元人創作的《簡帖和尚》,就是這方面的作品。《水滸》、《聊齋誌異》等古典名著,許多篇章本來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結集刊行的公案小說,當推明萬歷二十二年成書的《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進入清代以後,開創了公案小說的鼎盛時期,單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漸向章回化、武俠化的長篇小說方向發展,其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兩書都把俠客義士引進了公案小說,總字數均超過百萬。由於把俠客義士引進公案小說,從而使故事情節更加曲折生動,結構緊湊驚險,跌宕起伏,懸念連綿,引人入勝。
收入本套叢書的精品小說,歷來受到大眾的喜愛,世代流傳,經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歷代作家藝術上不斷進取、創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極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體現著中華民族的風格、氣派和特點,極強地適應著我們民族的欣賞習慣。另外,這些作品政治傾向積極,思想內涵深刻,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有推動,對文學的發展有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肯定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觀的影響,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某些缺陷和錯誤,相信廣大讀者會有正確的認識。

  • 封面(第1頁)
  • 版權頁(第2頁)
  • 引子 包待制出身源流(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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